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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医文化与历史 Recruitment



        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,大约出现在公园二世纪前后的东汉时期,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。与儒学、佛教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学派.而道教是以自然界、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三大领域为研究范围,而儒家讲仁、礼、孝等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的道德学说,对宇宙的本体问题探讨很少,缺乏系统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。而且儒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,即孔子“无为而治”的思想便来自于老子。从西方哲学家观点看,老子贯通了天、地、人的道,无疑是对宇宙人生的普遍性解释,而其“道法自然的思想,也与西方自然主义有相通之处。故中国哲学史的开端、中国的根坻全在道教。









        道教继承中国传统医学,创建了与之既有联系又独具特色的道教医学,并在炼丹实践中,产生了丹、膏、丸、散等多样化的药物。中医学的病理论、药性论中,就有不少内容受道教的影响。历史上对医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华佗、葛洪、陶弘景、孙思邈等人既是名医,也是高道或道教的学者。 



        道教以长生不老、修炼成仙为最终目标,为此特别重视医药学及保命诞生之术。道教的医药方术与中医药学有区别,但二者有共同的起源及理论,二者相互影响,相互吸收,几乎密不可分。道教对中医药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

        医学和道教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。首先是“医易同源”。周易为道教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。










        道教医学的基础理论,包括阴阳五行学说。天地感应原理。以气为本和行、气、神三重结构的人体观,五运六气说、天地人周期、节律相关说等。道教医学还以五行、八卦、九宫、24节气、天干、地支等道教常用符号体系与人体的四肢、五脏等器官相对应,将人体各部位都配备身神来管理,反映了道教医学整体观和解剖学的特色。形成了一套整体治疗的系统结构。

        历史上皇帝、老子被尊为道家之祖。《内经》假借皇帝与臣子岐伯间的问答文体阐明医理,并贯穿与老子哲学为核心的道家思想。老子说人法地、地方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,用现在的话解释,就是要求人们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。道教医学认为“人是一个小乾坤“,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。既然天供给人类以生存的必要条件,人类就应该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,达到“天人相应”的境界。这样才能“生道合一“,尽享天年,反之则灾害降临,疾病丛生。老子的哲学思想是《黄帝内经》”人与天地相参“的医学整体观建立的一个重要理论渊源。老子”有余者损之,不足者补之“的思想对《皇帝内经》治疗法则的确立也有重要指导作用。老子的”为之于未有,治之于未乱“的哲学思想对《黄帝内经》“治未病”的预防医学理论的确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传统医学养生理论,还汲取了老子的清心寡欲、顺乎自然的思想作为其养生的理论依据。


        由于道教的修炼成仙必须做到“功行双全”,行包括行善、施仁、积德……济人行善是发展医药的重要手段,故有条件的道教人士自觉研习医术,并将医药学纳入道法之中。



史上有记载的对医学有贡献的道教徒有:



华佗

        东汉末年著名的方士和医学家,是有记载的道教徒中,第一个对医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。曾为曹操治病称赞。他发明了麻沸散用来做外科手术,开创了麻醉药使用的先河。


葛洪

        葛洪是“道医”的第一位代表人物。他说:“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,护人疾病,令人不枉死为上功也!”他编撰《肘后备急方》三卷,计86篇,现存68篇,开了道教医学在急症临床方面的先河。《肘后备急方》中总结了当时一些特效药的应用,还特别强调重视若干同名异物的药草,以免误用或中毒!他认为:“唯精博者能分辨之,不可不详也”。以青蒿治疗疟疾的经验就来自于他。此外,此外,他在著作《金匮药方》中反对信巫不信医,主张有病必须及时治疗,而平时应注意养身防病。他重视医德,认为“人能救之者,必不为之吝劳辱而惮卑辞也。必获生生之重功也。”在他所处的时代,巫风盛行,他一再批判那些妄说祸崇、专以祭祷问卜为业的巫术小人,也讥讽那些不修疗病之术的平庸道士。






陶弘景

        是道教学者、炼丹家,精通医药。曾撰《效验方》五卷。他赞赏《肘后备急方》对病人甚为有益,但感葛洪旧方“阙漏未尽“(过去时间太久,跟不上时代和疾病的发展),于是又编写《补阙肘后百一方》一书。该书无论在医学理论上或实践经验的总结上,均较前书有所提高,成为上承东晋,下启隋唐道教医药学发展的纽带。

       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药分三品,共365种。陶弘景,又增加汉魏以来名医所用365种,汇集成《名医别录》,这是继《神农本草经后》又一部本草学重要文献,更为重要的是他针对神农本草经“三品混糅……草石不分、虫兽无辨的情况又重辑成了《本草集注》七卷。陶弘景还将先秦道家关于精气一元论的思想,提出了按病分类的主张,他认为并虽千种不外三条:一则脏腑经络,因邪生疾,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媾(gou),三则假为他物横来伤害。


        陶弘景虏黄病(急性黄疸性肝炎)、恶脉病(急性淋巴管炎)、恶核病(急性淋巴结炎)、瘰疬病(颈淋巴结核)的病因、症状、治疗方法,都有详细的论述。


        陶弘景早就指出“尸瘵“(肺结核病)具有传染性。并总结断除尸瘵断除经验,即:该病的三条传染途径“屋传”、“衣传”、“食传”斩断死根,才可复还生气。而直到十八世纪,欧洲才有法律规定,以烧毁病人用具的方法作为该病的消毒措施,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人才确定该病具有传染性,可见中国道士对于结核病的认识所得的结论,你欧洲学者要早六七百年。


孙思邈:

        对医学贡献最大的道教徒中,应首推唐代的名医孙思邈。他是一个集内科,外科神经科,妇产科,儿科等,为医生的医学专家,被后世称为药王。撰有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三十卷,收方五千余条,针灸方一千余条,全部以论带方,中肯恰当。还将道教中的许多方术经过总结著进医书,使之不少疗疾秘方成为公开的医术,对中国的医学影响极大,而且流传到朝鲜、日本等亚洲国家。为其他国家的医学发展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还全面分析致病的主客观因素后,提出“形体又可愈之疾,天地有可消之灾”的积极医学思想。著有的《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在医学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。


        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,还记载了他的蜀中炼制“太一神精丹”的经过,此丹是由丹砂、曾青、雄黄、雌黄、磁石、金牙组成的丹方,也是世界医药史上最早利用治疗疟疾的良方。由于砒霜含毒性,为了减轻毒性,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,针对疟疾的不同症状,对剂量做了细致的分析研究。而欧洲在18世纪末才有人利用砒霜制剂治疗疟疾,孙思邈足足领先一千多年。

 

        他在《千金要方》中明确指出草药采摘、炮制的原则,在《千金翼方》里专论本草,涉及900多种药物的入药部分、采集时节、同物异名以及阴干曝干诸方面,从药性出发,根据《神农本草经》的药物七情和合原则,总结了近200多种常用药物的相使相畏、相反相杀、相须相恶的药性关系,供后世参考。他的用药范围比《神农本草经》多140余种,与唐代颁布的国家药典《唐本草》正经相比还多20多种,故被后世尊称为药王。


        他还是重视医德的一代典范。他在千金要方中,以大医习业,大医精诚为题,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。告诫医者必须“博及医源,精勤不倦。”




        早期道教有一些道书中还有关于”三尸“或称”三虫“”九虫“的记载。三尸称上尸、中尸和下尸,分别寄生在人的头部、腹部、足部,九虫即:蛔虫、白虫、肺虫、胃肠、膈虫、赤虫、蜣虫等,认为这些”尸“、”虫“为万病之源,由于当时道士不了解茵类、茵源体的具体情况,除了做一些宗教性的解释外,还根据实践经验列举了若干医治这些疾病的方剂或单味药,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

        道教对中国医学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,仅从数量十分可观的医药著作中就可看出来。《道藏》中收录的医药、养生著作就有250种以上。道教医学的许多成就,为历代传统医学著作所汲取,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圣济总录》、《本草纲目》中都吸收了道教医学养生治病方论。从现存传统医书在方剂的方名取意上分析,有许多名方、验方都与道教有关,不少是直接来源于道教。正因为如此,中国医学中的病理论,药性论中有不少受道教的影响,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中国的医药史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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